1940年1月1日至4日，我第160师为配合第五5军及我第159师对九塘之敌攻击，乃令佛子岭之谢团、渌龙岭之张团，向八塘、九塘东南高地侧击，连日攻击，未有进展，只能收到牵制敌人不能增援九塘之效。
1939年12月31日，我军收复昆仑关，1940年1月9日占领九塘后，一连几天，都没有对日军发动攻击。而敌人则在八塘两侧加强工事构筑，固守待援。
对此，我曾询问郭永镳参谋长：“上级为何不继续发动对敌进攻，收复南宁？这样旷日相持，恐对我军不利。”
郭说：“白（崇禧）主任有克复南宁之决心。吸取这次攻坚的经验，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炮火，才能克敌制胜，听说，白主任已向委座（指蒋介石）请准，调集野、山炮200余门，山西阎锡山的炮兵也要调来，广东邓龙光的第64军也要调来。一俟集中好，就发动全线攻击。”
过了一两天，苏联顾问巴布什金中校（当年9月16日，因病在桂林去世）到参谋处，叫我拿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进行研究，并问我：“就当前敌我对峙态势，你对敌情有何判断？”
我不假思索地就指着地图答道：“依当前敌我态势判断，敌人为了解除我大军围攻南宁的威胁，可能海运援军从钦州湾登陆，直奔永淳渡河，向宾阳方向进犯，迂回攻击我大军侧背。”
苏联顾问表示同意我的判断。谈话结束后，我没有向上级反映谈话内容，约一周时间内，前线仍呈对峙状态。
1940年1月12日前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日军增援部队第18师团及近卫旅团步、骑兵一万余人，于钦州湾龙门港登陆后，直奔陆屋方向。
随后，桂林行营转来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发自灵山的情报：敌步、骑兵一万余人向那楼而来，大有进犯那楼、永淳之势。
结果，18日，永淳即告失守，且日军用橡皮艇渡过邕江北犯。
图片
1939年12月，桂南会战第一阶段，中国军队向昆仑关发起进攻 图片来自网络
白崇禧立刻给叶肇打电话，命第66军第160师派出一个团，截击永淳北岸之敌军迂回部队。
军长陈骥在旁听着，立即表示不满，说：“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？”叶肇也不满地在电话中对白说：“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？”
这样的回答，当然触怒了白崇禧，两人通话就此中断。我当时亦在旁听着，无怪白以后曾对人说，叶肇“骄横跋扈，不听指挥”。
1月18日下午，桂林行营来电，令叶肇率第66军直属部队及第160师于19日晨由高田出发，进击永淳北岸敌军迂回部队。
依照上级命令，我于19日晨集合军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，在大草坪整装待命。正待出发之际，郭永镳参谋长跑来对我说：
“行营来电话，陈诚已到指挥所，原部署有大变动，第66军暂停出发，静候命令。”
这样，我只好宣布部队各回原驻地候命。
19日下午，桂林行营又拍来电令，要旨如下：
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，统率李延年第2军（缺第9师，守备九塘阵地）、傅仲芳第99军（缺第118师）及第×军（似是甘丽初第6军）于20日开始行动，向黎塘、古辣、武陵之线开进，攻击迂回于我军侧背之敌；
陈骥之第66军（缺第159师，仍守备九塘附近阵地），配属第99军之第118师，于20日出发，向甘棠、那河前进，侧击迂回之敌。
叶肇接受命令后，精神非常兴奋，因总司令部指挥机构尚未成立，故立即召集四位高参面谕：
罗彦祥代理参谋长，杨卓修代理参谋处处长，陈定平代理副官处长，马克珊代理军务处长。
随后，又下令调第160师补充团第2营为总部临时警卫营，调第66军军部无线电排之无线电一班随总部出发。
陈骥受命后，即以第66军之第160师为第一梯队，以配属之第118师为第二梯队，于1月20日按战斗序列向甘棠、那河方向前进。
第一天行程约30公里，在某地（地名忘记，似在九塘、甘棠之间）宿营。
在进入宿营地前，陈骥见第118师有一士兵以步枪挑着一小猪前进，十分生气，一进宿营地，就想找第118师师长王严来当面申斥一番，但是，该师长并不买账，只是叫其参谋长在电话中敷衍了几句。
可见，不同系统的部队，互不信任的情况颇为严重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翌日，陈骥率部继续向甘棠前进。行至约15公里处，第160师的前卫谢伟豪团即发现远处有敌人的驮马辎重队伍。此时，我们队伍的左侧方向（即北方）也闻枪炮声大作。陈当即下令队伍停止前进，隐蔽休息。
随后，军长陈骥、师长宋士台及我、作战参谋何恺寿等四人，登上高地，用望远镜观察，对照地图，始悟迂回之敌人，正以密集火力向我守山口之独立团（属广西绥署）猛攻。
我立即向陈骥建议：第160师应迅速向左侧方向之敌展开攻击。
陈骥问我理由，我答：“'闻枪炮声赴之’。这是战术上的一句名言，即在情况不明时，哪方有枪炮声，就向哪方攻击。”
可是，陈骥竟出乎我意料地说：“你的战术行不通！”
我听了十分气恼，但仍强压住心头的气愤，继续冷静地向他分析当前对我有利的敌我态势，并提出抓住战机，将我第160师向左转，即转向北方，截断迂回之敌的后路，打到敌之指挥所及炮兵阵地，与守山口之独立团相呼应，前后夹攻敌人。
陈又提出质问：“如果敌人还有后继部队怎么办？”我答：“我们亦有第二梯队第118师可以应付。”
此时，有敌机在上空盘旋一圈后，向山口方向飞去，陈对我的申述仍然犹豫不决，师长宋士台也默不表态。
事后，我才知道，第160师步兵指挥官刘栋材在另一个山顶观察后，也提出了与我同样的主张，可惜，他当时与我不在一起，我的意见没有人支持。
过了片刻，陈骥即下令部队就地宿营，进入宿营地后，陈骥又召集郭永镳参谋长、宋士台师长和我四人，研讨部队行动。
我先发言，仍坚持原来意见，并再次详述了理由；而郭永镳则主张向后（西）转，与九塘第159师靠拢；宋士台仍默不表态。
陈则说：“按上级命令，我们的任务是向东攻击甘棠、那河之敌。我认为向后转没有理由。”
针对军长的意见，我又陈述说：“本部任务虽是攻击甘棠、那河之敌，但是，目前情况是敌军已通过甘棠、那河，向北迂回于我军主力侧背，正向我守山口之独立团攻击。我军应抓住战机，迅速向北展开攻击。”
就这样，三人各持己见，议而不决。最后，陈决定：向桂林行营报告请示。不料，在此关键时刻，无线电台突然发生故障，致与上级失去联系。
等到晚饭后，军长陈骥还下不了决心，约至18时，陈骥即去就寝，叫我守电话机。
我当时心里很不安，就又到陈骥床前，恳求他下攻击决心，不可失去歼敌良机。
陈说：你去和毅甫（宋士台别号）商量商量。我想：你当军长的都下不了决心，我与师长商量又有什么用。就这样，我们过了一夜。
22日，陈骥仍率所部继续东进，到达甘棠宿营，沿途未发现敌人。但是，传来不好消息，说叶肇临时指挥的三个军已与敌人接触，情况非常混乱，叶肇行踪不明。
此时，陈骥所担心的是叶肇的安危，命我们到处打听叶的下落，他决心把队伍带到陶圩候命。
就这样，我们继续行军两天，24日到达陶圩，在陶圩休息了两三天，叶肇才带着临时警卫营到来。这时，叶肇的行李已经散失，郭永镳急将自己的被服让给叶用。
据叶说，当他指挥的李延年等三个军在古辣遇敌发生战斗后，部队不听其指挥，各自向后撤退，状况非常混乱。他感叹，不是自己的队伍，在战斗的紧急关头，很难掌握。
战后，在柳州开会，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对我说：
当李延年军在古辣与敌激战时，桂林行营曾电令第64军和第66军向古辣急进，围攻迂回之敌。但是，行营无线电台呼不到第66军的电台，后通电邓龙光，要求他转告第66军，亦无法接通。
邓并说：“此役我（邓）军王德全师（第156师）在黎塘遇敌激战，如第66军能接到命令协同行动，那多好呀！”
本军师长官祎也对我说：当敌人窜抵宾阳后，我昆仑关大军后路被切断，各友军便纷纷自动撤退，第2军第9师在撤退途中，遭敌机轰炸，师长郑作民被炸身亡。
宾阳一战惨败后，蒋介石在柳州召集有关各集团军总司令、军长、师长等100多名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，检讨桂南作战，陈诚、白崇禧、李济深等人均出席会议。
会上，先由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报告昆仑关战役作战概况，各部队长官报告作战经过。
当陈骥谈到第66军在向甘棠、那河前进途中，听到山口方向枪炮声甚密时，当场即被陈诚责问：“为何不向枪炮声密集的方向攻击？”陈骥无言可答，只得含糊其词。
各部队长官汇报后，蒋介石指出：此次战斗，行营指挥失当，部队作战不力，应负战败责任。
而陈诚自称指导无方，白崇禧自称督率不力，均自请降级处分。
林蔚宣布：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违命避战，交军法审判；第66军取消番号，军长陈骥撤职；第160师师长宋士台撤职。同时，受惩处的还有其他部队的将领。
柳州会议后，叶肇被解至重庆接受军法审判，白崇禧要求军事法庭判叶15年以上徒刑。后来，由余汉谋出面，何应钦讲情，由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判他七年徒刑。
当时军法规定：7年以下徒刑准予保释服役。后来，叶由薛岳保释，戴罪服役，派任第九战区干训团代教育长。
第66军取消番号后，第159师纳入邓龙光的第35集团军第64军建制；第160师纳入第65军建制，副师长莫福如升任师长。
在柳州，先是邓龙光找我，要调升我任第64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。后来，我奉命回韶关为第66军办理结束手续时，余汉谋即晋升我为第63军第186师少将参谋长。
陈骥对在自己任内，第66军番号竟致取消，实感愧疚，发誓如不恢复第66军番号，就不再出来做事。
他哪里知道，第66军的番号，已被陈诚的第18军派系拿去壮大自己了，这就是蒋介石嫡系排除异己的最终结果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
